11月10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主办的第三届“新技术·新治理·新城市”青年论坛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论坛主题为“基层社会治理与人民城市建设”。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社联副主席刘杰作学术致辞，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政府部门、学术团体的有关代表近50人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研讨，与会者就社区治理与基层治理创新、地方政府与公共行政、新技术与城市治理等专题进行了交流发言。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杰指出，本次青年论坛着眼于上海的公共管理议题展开，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公共管理的一个基础性议题，分为治事和治人两方面工作，治事是治人的外化，人民城市治理的实质问题是治人。在治人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并体现人民的主体性，谨防人的虚化与分解，同时还要把握好基层治理的限度。

专题一：社区治理与基层治理创新

专题发言第一阶段，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法硕以《智慧社区建设何以推动老旧小区治理的华丽转身？》为题，回应老旧小区通过智慧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治理华丽转型的社会关切，他基于开展智慧社区建设的中国故事，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蝴蝶模型”理论框架，解释智慧社区建设何以推动老旧小区治理转型。“蝴蝶模型”提供了一个老旧小区通过智慧社区建设实现治理全面转型的理论解释，丰富了技术视角下社区治理的研究成果。研究发现，社区党组织负责人成为社区治理创新中的核心行动者和创新企业家，从行动主体策略的微观视角补充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具体路径与机制，并对于众多老旧小区如何抓住城市数字化转型契机成功逆袭实现治理转型提供了经验与范本。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魏程琳在题为《志愿精神何以推动城市老旧小区共建共治》的主旨报告中重点分析了社区志愿者推动老旧小区居民共治共享的过程和机制。从行动过程看，志愿精神是行动触媒，志愿组织（自治组织）是依托平台，资源争取、制度供给、有效监督、组织动员等是具体的行动机制，社区公共性（公共规则、公共参与、公共约束）是行动结果和社区治理可持续的动力。研究指出，在市场力量不愿介入的地区，集体荣誉、公共精神、不求经济回报的公共服务仍是维系社区运转的关键要素，社会治理的精神动力机制不是简单的说服教育，而是符合地方文化和集体认知的公共规则、公共精神和公共参与的回归。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张力伟在《以民主促民生：责任型社区的建构》报告中指出，基层治理以“共同体”的方式展开，各项责任的落实是所有主体行动的共同要求，应该关注基层治理中的基层群众的责任问题，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责任型社区。其建构逻辑一是以找回群众塑造基层自治的社会基础，二是以多元化协商平台搭建共同参与的载体。以民主促民生是责任型社区建构的核心，彰显了中国式民主中“民主”与“民本”的有机结合。

浦东新区高桥镇党委书记周秀华在《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实践新路径》的报告中分享了浦东新区高桥镇在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实践案例。一是聚焦全过程参与，用“四张清单”使群众呼声变为幸福掌声；二是聚焦问题导向，以物业化服务推动城中村治理蝶变升级；三是聚焦基层基础，以坚强的党的组织架构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

静安区宝山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蒋丽丽作了题为《打磨社区气质，凝聚社区共识——新形势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探索》的报告，提出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减负增能如何做、基层治理共同体如何建、群众所派的事如何应的三大问题。宝山路街道通过打磨社区的气质，强化社区识别度和归属度；建立实体化街区网格工作站，通过三站融合打破街区治理的困境；加强热线工作减负增能功能，通过“热线+治理”“热线+民生”“热线+企业”，多位一体协同推进社区治理，真真正正为老百姓办实事、真真切切做好减负后半篇文章。

《社会科学》编辑部编辑薛立勇对5位专家学者、街镇书记的发言作了整体点评。他指出，第一组的发言分为两块：一是高校理论工作者对社区治理问题作了自下而上的案例梳理与自上而下的理论总结。二是社区治理第一线的政府工作者介绍了自己经手的案例经验。其共性是选题体现了一定的问题意识，研究问题明确、研究理论恰当，结论具有创新性，能够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对政策发展有参考意义与较大启发性。期待各位专家学者、实务工作者交流激荡，切实助力治理能力增强和治理话语繁荣，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人民城市建设。

专题二：地方政府与公共行政

专题发言第二阶段，江苏省盐城市逻辑学会会长，响水县政协原主席、党组书记裴彦贵分享了关于地方和县域政府社会治理的几点思考，他提出了五个问题供与会者深入探讨：一是基层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如何界定；二是地方和县域政府如何界定；三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和对象是谁；四是基层社会治理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五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理想目标是什么。

浦东新区林长制办公室负责人宋海楠在《林长制助力人民城市建设实践》中结合工作实践，分享林长制在基层的实践和探索。他指出，林长制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的重大机制改革，是继河湖长制之后，第二个系统性生态文明制度的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浦东新区林长办在摸清区域生态资源的家底之后，围绕生态资源、管理力量、社区需求、监管与社会参与五大统筹，切实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周凌一在《层级体系下行政型网络管理组织何以发挥作用？——基于太湖局的案例研究》中，基于网络治理理论分析了网络管理组织在协同网络中的角色、作用机制，阐释如何基于行政型的优势破解协同困境。她指出，太湖局在统筹全局与求同存异，召集成员与搭建平台，政策指导与监督落实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资源困境，太湖局在层级体系下发挥了行政型网络管理组织破解困境的独特优势。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叶志鹏在《退役军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治理机制创新——基于上海市P区的实践观察》中指出，退役军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具有组织优势、专业优势与信念优势，以退役军人作为主体，可以从四方面机制赋能社会治理：第一是资源注入，退役军人群体本身会带来撬动更多的资源，为社区带来物质和非物质的利好；第二是专业支持，退役军人本身有专业技能与相应的知识；第三是催化行动，退役军人有非常强的公共服务动机，助力基层社会治理达成集体行动；第四是示范引领，退役军人相关行动示范本身就能够发挥带动效果。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一航在《地方政府间公共服务领域选择性合作的影响因素研究》中介绍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的相关案例，总结出适用于中国情境下地方政府合作选择的动力机制模式，并通过定量化的实证方法对该影响因素体系进行验证。通过实地访谈调研与分析，确定了影响地方政府选择性合作策略的四个影响因素框架，利用大数据文本分析和MRQAP的方法，考察了这四个影响因素对长三角与京津冀区域不同公共服务类型和合作阶段的影响机制。

评论与互动环节，《学术月刊》编辑部编辑王胜强对发言进行了点评，他指出，裴彦贵分析了基层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范畴之间的关系，县域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关系，正是当下学界关心的主要问题。宋海楠的发言视角独到，研究了林长制与人民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将其纳入生态治理的范畴，林长制统筹了五大探索，案例很有实践意义。周凌一的网络管理组织研究很有理论深度，总体逻辑性非常强，选题很有价值。叶志鹏分析了退役军人群体的特征，介绍了合署办公的特点和退役军人参与基层治理五大角色，案例启发性强。赵一航以长三角和京津冀为例，分析了地方政府间公共合作的问题，选题很有价值且实证研究十分规范。

专题三：新技术与城市治理

专题发言第三阶段，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柳亦博在《重返“对人的治理”：数字时代治理性的回转、异变及其矫正》中介绍了治理性及其转向的逻辑。他梳理了人类世界经历的两次大的治理性转向：16世纪之前的治理是对人口的治理，从16—18世纪以及从18世纪后逐渐松动，直到20世纪90年代完成了彻底的转型，变为对国家的治理，此时，治理聚焦在主权、政治、结构、权威、政府等现代国家主要的构成要素，人隐没在组织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一次治理性转向，回归对人的治理，其中的原因在于治理技术发生了变化。数字化催生了世界的图像化，图像化加速了技术的座架化，导致人变成了数据，要对抗世界的图像化、技术的座架化，需要对算法添加伦理约束，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共鸣关系”，由“对算法的治理”转回“借助算法的治理”。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熊竞在《建制化视角下超大城市棘手社区的治理：以上海市J镇类住宅社区治理为例》中提出了对棘手社区治理困境的建制化突破路径。以上海J镇类住宅社区整治研究入手，根据棘手社区问题治理的三个维度，建制化破解棘手社区治理困境的三个路径，分别是价值整合下棘手问题的弱化、多元协商下公共理念的强化与制度供给下介体环境的优化，通过建制化的方式来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于京东在《元宇宙时代的流动公共领域与全球数字治理》中指出，数字开源主义作为短时间内加速生态体系扩张的一种解决方案，在更长时段内会造成“自由”与“安全”之间的矛盾，对虚拟空间的无秩序状态，“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等技术设想现阶段仍应对乏力。现阶段的元宇宙大多聚焦在对现实的仿真和还原，而设备、算法、交互技术方面的能力越强，对现实世界人力、材料、能源和环境的消耗也就越大，这对地球和人类生存环境都意味着负面的影响。数字技术在致力于虚拟空间扩张的同时，也试图打破虚实之间的界限，这意味着脱离那些“嵌入”人类社会数个世纪的空间秩序、边界意识、外交惯习与和国际法体系容易诱发整体性危机。在角逐元宇宙的赛道上，中心城市、主权国家、虚拟平台及科技巨头等都将加入其中，技术的发展使得国际格局不再单纯受制于物质性的空间、资源与武力要素，虚拟空间中的建设、攻防、斗争和博弈等也都可以成为扭转整个形势的力量。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赵吉在《复杂城市基层片区化治理生成的多源流机制》报告中重点介绍了上海、厦门等地基层正在开展的片区治理模式实践，解释为何片区治理会成为城市应对基层复杂性的治理机制，从学理上剖析基层治理创新机制背后的多重作用逻辑。他运用复杂多源流分析框架梳理片区治理实践背后的治理逻辑，得出结论——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这三条源流并非独立的，政治流依靠强大的复杂适应能力牵引问题流和政策流的互动耦合；社会巨变对本身、对政策议程的影响体现在复杂的适应能力之中；分析模型需要注重中国场景的模型改造与适应性。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讲师姜晓晖在《高质量发展导向下收缩型城市的认知转变、治理转型与优化策略》中回应我国收缩型城市研究的争议。她指出，“收缩”并非“增长”的反面，而是城市形态变化的一部分，从城市增长和收缩的发展来看，两者均属于城市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其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机制相互转换。对于城市增长和收缩之间相互转换的机制可以通过城市复兴作为中间“媒介”实现，因此城市复兴是实现两者转换的关键。治理导向应转变为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正视城市“蔓延—收缩”空间形态分布的现实，遵循城市的发展规律；把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向，加强城市的“韧性”和“弹性”建设，高位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园园在《台账的行政功能演变——文件治理何以陷入“景观”？》中指出，观察台账可以理解行政现代化的过程，当国家依赖的信息越多，信息的文本形式也就越丰富，政治现代化也是文本权力扩大的过程，最终成为影响人们经济与政治生活的象征性产品。台账这一文本形式自产生之日起就与权力的发挥密不可分，而其中承载的正是信息的流通与认证，可以反映委托代理结构下的信息渗透与科层组织运作下治理有效性的发挥。从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来说，台账异化的过程是政治现代化中的一个必然情景，它不得不面对不断渗透的国家标准化权力与现实治理不匹配的弊端，这种张力集中展现在台账治理上，久而久之，台账不再是一项能够准确表达治理绩效的文本，取而代之地成为一项景观化的演绎产物。

在评论与互动环节，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张力伟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王玉共同进行点评。张力伟副教授从选题方面与参会者展开交流。他指出，目前基层治理研究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第一是技术在当代治理语境以及治理情境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在关键引领技术加持中提升治理效能；第二是如何在中国场景之下拓展技术治理的理论；第三是在实证研究中怎么去处理好现象和理论的关系。回归到中国场景中的政治学与公共行政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建设中来看，如何在经验现象中做好理论的拓展，如何在现实中总结经验，并把这些经验转化为可资借鉴的理论，这是我们当下谈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王玉编辑指出，赵吉的研究材料特别新鲜，体现了中国特色，突出了上海的复杂性难题。姜晓晖的文章比较成熟，前期基础扎实，选题具有前瞻性。张园园的文章反映了小切口、大问题的研究思路，关切的对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问题。

会议最后阶段，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薛泽林作会议总结。他指出，今年是“新技术·新治理·新城市”论坛第三次举办，各位与会的专家学者依托上海社科院“三新论坛”平台，为学术研究、实务问题的解决贡献了学术智慧。当下基层治理面临三个急需深入研究的重大变化：一是经济下行的情况下社区的矛盾与问题如何解决；二是村居减负后，群众工作怎么做好；三是不确定性剧增的情况下基层社会何以稳定。对这三大重要问题进行充分探讨是本次论坛选择基层治理议题的初衷。未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将围绕城市治理和数字化转型等相关议题进行深入研究。